严厉打击不配合强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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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贵为农民出身，但却从来不敢说自己会种地。这个世界总是很有意思，农民的事情，自己都说不清楚，可很多不是农民的专家学者知识分子却好像很明白。
这些年，天灾人祸不断，气候呈现出相当的不正常。古诗中的“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冬雷震震”已经在多个地方好多年都成为了现实。虽然有专家辟谣，但人们还是掩饰不住对气候异常的担忧。
东北的许多地方，今年连日的大雪不断，便有人造谣说用雪水煮鸡蛋，吃了可以避邪。
我从去年的北方大旱开始关注老天爷，并因此对农业部所说的连续六年粮食大丰收提出了质疑。奈何人微言轻，允许发表的空间又有限，满团的疑雾终于化作了无影。
今年，当西南大旱开始后，又引发了我的好奇。当然，依照我一贯的原则，就是谁的都不信，只信自己从主流媒体寻找到的蛛丝马迹。
通过对数万字的资料进行梳理，我发现了一个天大的谎言，也正是因为的这个谎言，让我确信：西南地区的大旱是天灾，也是人祸。
这个谎言就是“五十年一遇”的大旱说。
搜索近几年的媒体，你会发现，每当有大灾发生的时候，主流报道几乎都是用一个强调来描绘。不外是：某某地遭遇了五十年(数字随意，以五十年为下限)不遇的大灾。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地方政府和各族人民团结一致，终于战胜了某某灾，夺取了又一个丰收年云云。
文革已经过去三十多年，国人的舆论导向依旧停留在毛爷爷的“与天斗，其乐无穷”的境界。
一句假大空的术语，就把责任统统的归罪于了老天爷。讳疾忌医，一直都是国人的传统，奈何连国事也都如此呢?
明明是三五年就发生的气候异常，却每每被夸大成五十年六十年甚至百年。如此说，固然可以推卸掉了人的责任，政府的责任，吸引民众的同情和慷慨解囊。瞒过了一时，却不知来年又是如此。
古人常说：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为何我们定要等羊都跑光了，才想起来修羊圈呢?
政府总是训导民众要诚信，总喊狼来了的孩子会被狼吃，却不自觉的自己年年都在喊。
如果政府能实事求是，直面问题的所在，认真研究气候异常的规律，未雨绸缪，何至于到今天的惨不忍睹。年年大灾，年年大丰收。一句谎话，连老天爷也被糊弄的终于不耐烦。
我听到广播里，温总理在云南说要努力保证一个好的收成的时候，新华社还在胡扯什么要夺取农业的丰收!
丰者，增加也，丰富也。农业都损失上百亿了，还能化负为零甚至为正?
有人说中国的汉字有时很无耻，大约也就能无耻到这般的地步吧?
下面，还是按照自己莫须有的惯例，仅举云南一地之例说明吧。如果说起天府之国的四川，更荒唐。
2005年，云南大旱。
人民网发表《云南：遭遇罕见大旱农民照样增收》，云南省省长徐荣凯对记者说：“遭遇近50年来最大干旱，农民现金收入还能够稳定增长，上半年首次突破千元。这得益于这几年全省调结构、推畜牧、劳务输出，搞冬季农业开发!”
2006年，云南大旱。
中新社发表《云南遭遇20年来最严重旱情 被指是山火频袭主因》说：“云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官员透露，今年以来，云南省大部分地区降水为特少，气温为偏高到特高。据气象监测表明，全省有百分之八十七的地区出现干旱，其中不少地区为特大干旱或严重干旱。“是自有气象记录以来的第六个干旱年，为一九八六年以来旱情最严重的一年。”
2009年，云南大旱。
中国新闻网发表《云南高温大旱滇池水位急降》，说：“二月二十三日，云南省昆明市高原湖泊滇池水位正在急降，湖底龟裂的土地正从湖边向湖中心延伸。进入二月份以来，云南省遭遇五十年一遇的严重旱情。”
2010年，云南大旱。
中国新闻网发表《云南五十年一遇大旱旱情持续各界捐款力挺灾区》，说：“千万民众受灾、近千万亩秋冬农作物绝收、72.9万学生无饮用水，昆明、大理、曲靖、香格里拉等地近日连续发生山火，云南的严重旱情牵动着各界人士的心。目前，云南省已累计投入抗旱资金4.56亿元人民币。2月20日，云南省政府办公厅向全省发出通知，决定于2月20日至3月 15日在全省范围内紧急开展向旱灾灾区献爱心捐助活动。”
随后，云南大旱由50年转为60年，今天，经过一个多月的发展，已经成为百年不遇的大旱。
2005年，云南大丰收。
新华网发表题为《天降大旱 地质科技引来“保苗水”》的文章。说：“云南省地质调查院有关技术人员介绍，在泸西进行的地下水开发利用及综合整治项目，总结了西南地区地下水开发利用的多种模式：开发表层泉、岩溶大泉、表层带富水块段、饱水带富水块段等不同类型的水源地，解决深切割岩溶高中山区、岩溶丘陵区、岩溶台地区等不同岩溶地质环境条件下岩溶水有效开发的多种技术方案。这些方案能有效解决水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为干旱缺水地区找水从根本上提供了办法。每年从谷雨到立夏，对于云南来说似乎总是一个难过的”坎儿”，天干地裂，旱情总是影响着春耕，甚至直接导致粮食减产。正如三塘乡党委书记李俊所说，抗旱救灾，还需要防灾在前。依靠科学的方法从根本上解决老百姓吃水难的问题，才是真正急农民之所急，解农民之所难。”
2009年，云南大丰收。
新华网发表《云南：灾年粮食获丰收持续15年增产》的文章。云南省省长秦光荣7日在省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说：“去年云南粮食生产在大灾之年再获丰收，总产量达1588万吨，增长2.7%，持续15年实现粮食产量增加。”
过去的一年中，云南先后遭遇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地震、泥石流和洪涝等自然灾害，对全省农业生产造成严重不利的影响。面对困难，云南省沉着应对，坚持把“三农”工作放在首位，农业农村经济取得较快发展。
秦光荣介绍，去年云南认真落实强农惠农政策，投入财政支农资金177亿元，较上年增长38.7%。全省粮食播种面积超过6300万亩，新增高产稳产农田和基本农田各100万亩;加强农村水利建设，兴建山区“五小水利”25万件，实施53件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大力推广农业科技，加快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业提质增效。
据介绍，今年云南省还将实施“百亿斤粮食增产计划”，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6500万亩左右，进一步新增高产稳产农田和基本农田各100万亩，组织实施200个粮食高产示范区建设，力争粮食产量增加50万吨。
还是在2009年，一篇《建国六十年来云南粮食生产成就显著》高歌了云南省建国以来，农业生产取得的伟大成就。曰：
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2、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日新月异
3、从吃饭难、吃不饱到粮食基本自给、丰年有余
4、粮食生产的科技含量不断增加
5、种植业结构调整成效显著，农民从温饱走向小康
可惜啊，这么伟大的成就，竟然不堪一击。人民网2010年3月20日，发表了《西南大旱超五千万人受灾灾民吃野菜充饥》。蔗糖价格剧烈波动，灾区的大米等商品已经开始涨价了。
还继续怪罪老天爷吗?
人都说：聪明的人不会在一个地方绊倒两次。可我们的主流媒体和政府，咋就被50年绊倒一次之后，再也爬不起来了呢?
总是撒谎的孩子，终究是会被狼吃的吗?
来自：殷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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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有幸吃到了格匪极力推荐的煎饼果子。在万寿路的一家小店里，现场给我们做了两个，装进塑料袋里，热乎乎的，有点烫手。然后格匪在大街上直接下嘴，我有点迟疑，因为我觉得在大街上吃东西有点不雅，但想到她之前对煎饼果子的赞誉，我还是跟着吃了起来。没想到，那味道真的让我难忘，好吃，真的好吃。
今儿有人跟我说，那些煎饼果子不吃也罢，味道虽好，却有不少的洗衣粉在里面。我万分诧异，怎么会有这东西呢?原来这些煎饼本是粗粮，不够绵滑，使用了这些东西后，摊的煎饼平整顺滑，还有光泽，进了嘴里，其实完全感觉不到，因为量很少。
昨天中午吃牛肉丸子，一刀刀剁下去，费时费力，唯此方能吃得放心，转念一想，这牛肉到底是一只什么牛，实在不敢深究。晚上吃王小二炒鸡，看着一盆的膏汤，想到近期闹得甚嚣尘上的地沟油，难免反胃。
前些日子去临潼看兵马俑，回西安路过火车站，看到路边摊贩在现场架烤肉串，想买几串送给陪我旅游的女孩子，该女孩子告诉我，那都不是真正的羊肉，很多都是蘸了羊尿的，因为她曾经做过这份工作……
我不知道我该说些什么，但我却感觉有一肚子的话想说。我们曾经自我调侃，套用股票上的那句经典句式：中国有危险，投胎须谨慎。如今，即使我们知道这样那样的危险，但我们真的已经无处躲藏，食品安全喊了多年，如今依旧是悬在我们头顶上的利剑，无人能够脱免。中共的官员们有特供，他们吃有机蔬菜，真正的绿色健康，而我们，生活中无处不风险。
酱油发酵池里的死老鼠，花生油里的那些除臭化学品，大街小巷早点摊上用地沟油烹炸的油条，各个饭店里高达80%使用的廉价的地沟油，茶叶和面粉里的滑石粉、漂白剂，死猪肉、注水肉、米猪肉……至于奶粉里的三聚氰胺、山西给孩子的疫苗等等，到底是谁在害我们?这些制造有毒食品的人，不正是我们自己吗?
中国人的道德沦丧伊于湖底?这怎能不让我们悲哀?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价值导向，才让中国人如此的丧尽天良?这不正是一个应该尽早灭亡的民族吗?如此的劣等，如此的狡诈，如此的无良!这简直就是一个杂种丛生的族群，这种族群，理应就应该这样自相残害，相互屠戮——用一种最无耻又无形的方式，加害于自己人!
我们已经走错了路，现在回头还不会晚，那些叫嚣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混蛋们，你们要知道这里不是动物世界，这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如果我们再不去呐喊，留给我们子孙后代的，将会是一个比丛林社会还要残酷冷峻的地狱之国!
来自：殷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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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许联想
梁文道
“不许联想”是知名博主“王三表”的博客名称，也是今日中国人最该拥有的一种心态。因为在我看来，我们还是像鲁迅所说的，太爱联想也太能联想，想得太多，于是大脑麻痹肉身瘫痪，成就了一批废人，弄出了一堆笑话。
就拿最近这许许多多的年度好书榜来说吧。它们背后多半是有评委会的，请来一批学者读书人正正经经开会提名，又是讨论又是投票，最后出来的结果应该是这帮人要负责的，可他们其实负不了这个责任。为什么？因为最后还有一个叫做“领导”的东西。我称之为“东西”并非刻意不敬，而是因为你真的没法确定它究竟是谁，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甚至连它到底是不是人都不知道。这个“领导”并不见得特别圣明，一人胜过十个臭皮匠；也不见得读书读得多有心得，能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它最大的强项，就只在于联想的功力。
你怎么想都想不到的事，它一想就通；你想得到的事，它比你想得更远更深。
于是，就有两本2009年在全国特别受重视特别受好评的书，被它从几份书单上想下去了，一本是张爱玲那部轰动文坛的天鹅之歌《小团圆》，另一本是留英学人刘瑜的《民主的细节》。我八卦了一下，知情人士告诉我，那是“领导”的意思。原来《小团圆》的问题在于它的作者是张爱玲，而张爱玲曾是汉奸胡兰成的老婆，向大家推介张爱玲的作品岂不等于推介汉奸？岂不等于劝人做汉奸？《民主的细节》则坏在它的名字有“民主”二字，虽然它讲的是美国政治，虽然中国也推崇民主建设，并且标榜自己民主（乃至于比任何其他国家还要民主）。但不知怎的，这两个字就是叫人很过敏，放在书单上大有推动民主之嫌，所以也得拿掉。
如果《民主的细节》书名改为《美国政治观察》，如果张爱玲没有嫁过胡兰成，一来就和老外结婚移民，终老美国，那么，这两本书应该就能毫不麻烦地留在年度好书的名单上了。由此可见，被“领导意志”染指过的这些书单尽管披上了专业加民主的外衣，其实还是反映不了专业加民主的精神，更表达不了真正价值，它们只能传达出“领导”的联想功力。
奇妙的是这两本书都是合法出版物，而且还在其他更多的同类活动中入选榜单，名列前茅。这就说明了它们没有原罪，也没有一个神秘的最高层在上头发功指挥，它们的出局全是局部的“领导”的意志所致。这些“领导”为什么会在这两本书上联想出这么多东西，又为什么会在没有最高指示的情况下自动联想呢？那是因为他们自动地把自己的大脑想象成一部中央计算机的分机，揣测它会如何应对这个局面，模拟它的思路；又或者想象某种可能不存在的读者的心态，猜度他们会怎么投诉，自己会怎样为此受过。换句话说，他们能从这两本书上联想起很多常人想不到的毛病，而他们如此联想的能力，则来自于一套非常人所能理解的联想机制。
有些社会和政治上的恐怖之根本逻辑，就是把它的核心包藏起来，不让人看透，不使人明了，却要你自己去猜它到底是什么。猜久了，你的思想就会成为它的殖民地，由此启动一连串的联想推理。它不必真的发布命令，却能叫你在心里想象命令下达之后的结果；不必出动刀枪，却能叫你从一切细节推测出到达刀枪的轨迹。
联想治国，让所有人都用同一个脑子思考（更准确地说，是让所有人都自以为是地模拟那具传说中的大脑）。于是，有些不满它的人会为了逃避这天罗地网的联想矩阵，出动一套反向的联想（所以大家才会那么一致地从《阿凡达》看出现实中国的拆迁问题，在和谐变成“河蟹”之后想出了“草泥马”）。正是你有你的联想，我有我的联想；你用联想驯服我，于是我就用联想调侃你；我捧《阿凡达》是因为我联想到了一些事情，你不许炒作《阿凡达》是因为你想到了我的联想。所有不同的立场都在玩联想的攻防战。久而久之，中国成了一个联想大国，人人都不能逻辑地正面推理，只懂得使用模拟和隐喻去勾画出联想的曲线。就算我们读不懂一篇文章的内容，也都懂得借着联想的功力去“解读”出作者背后的用意和动机。难怪中国最大的计算机公司也叫做“联想”。
面对种种不合理的联想，面对联想型的管治手法，我们拯救自己的方法，恐怕还不是找个机会想回去，而是根本地拒绝联想，拔掉联机接头，不再当一部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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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是这样
昨天不是这样，今天是这样
今天是这样，明天会不会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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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老远赶来看电影《孔子》，停好车，离开场还有五分钟，去买票时却被售票处告知，没有人看该场次，已被停放。
昨天，福州朱女士拨打本报热线968111说，不是说只要有人买票，电影院就得放电影吗?朱女士说，看媒体上说最近《孔子》热映，每场都爆满，于是，她决定趁休息的时候去福建大剧院看看。“我还特意找了报纸，选了27日早上10点20分这场。”27日一早，朱女士开车到福建大剧院，停好车，看了下时间，10时15分。“我还庆幸时间刚刚好。”谁知，朱女士到售票处一问，售票员说，没人买票，这场电影不放了。朱女士一听反驳道，电影还没开场，我要买票，我要看。但最终售票员以时间已经过了为由没卖票给她。
朱女士认为，只要有一个人买票，电影院就有责任放映电影。而电影院临时决定停放电影，也没有做出任何通告，以至于她白跑了一趟。
随后，记者拨打了福建大剧院电影厅的订票热线求证，工作人员坦承确实有此事。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27日上午10点20分这场次的《孔子》没有人买票，因此在电影放映前临时决定停放该场次电影。
“平时，在开场五分钟前还没有人买票的场次，我们都会临时决定停播。但只要有一个人买票，我们就会播放的。”
转自：殷德义的新浪博客
【李华芳按：我做了一些编辑，主要是韩寒童鞋的上海普通话听得有些北方人糊里糊涂，我这种在上海的就相对习惯一些。同时本文参考了http://zkaip.com/2010/02/01/xiamen-university-hanhan/的一个先期整理稿。】
第二次来到厦门，然后这里的空气很好，难怪大家都喜欢散步啊。
刚才我听邓老师说了一些关于爱国主义的一些问题，我想到了两句话，我是之前看到的，是别人这么说的:第一句话是—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第二句话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就是要保护这个国家，让这个国家不受到政府任何的迫害。
然后今天我为了一些说的内容带了一个稿纸，这是为了约束我自己。主要是让大家不要受到什么迫害，“我怕我满嘴跑火车”，开始了啊：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大家知道中国为什么成为不了文化大国吗?因为在我们大部分讲话的时候，各位领导都是放在第一位的，而大部分领导都是没有文化的。“他们还是惧怕文化的，是审查文化，但是呢，他们又能够控制文化，所以说这个国家怎么够成为，文化大国呢?各位领导你们说呢？”
其实中国是有成为一个文化大国的潜力的。我给大家讲个故事。我主编一本杂志，现在都没有出版。但宪法上有规定啊，每个公民都拥有出版的自由，但是呢我们的王法又有规定，就是领导有不让你出版的自由。这个杂志呢很多地方在审查上遇到了很多问题，封面有一副漫画，漫画是一张图，主人公是个男的，他没有穿衣服。当然这就是不可以了，因为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不能露出那个阴部来公开的出版。但这是我认可了，所以把那个杂志特别大的一个LOGO啊就挡在它那个不合法的部位，然后后来这些出版社的审查人员就告诉我说，诶，这个不可以，你把这个人的中间这个地方啊挡住了，你这是在暗喻“档中央”。
我的反应和大家一样啊，我被雷到了。我当时脑子里就在想，把你这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想象力啊用在文艺创作上，而不是用在文艺审查上那该有多好。通过这个故事我想告诉大家，其实大家都是有想象力的啊，但是很多事情我们只能想，我们不能。。。不能去做，不能写，甚至有的场合不能说。
我们的限制太多了，这是一个限制级的国家。在限制级的国家里怎么可能产生非常丰富的文化。我已经算是一个自我限制很少的一个同志了。但是在我作品的时候呢，有个警报就在响，警察不能写，领导不能写，政策不能写，制度不能写，司法不能写，历史不能写，西藏不能写，新疆不能写，集会不能写，游行不能写，黄色不能写，XX不能写，艺术不能写，啊，高雅我也写不出。抱歉啊，我真的写不出高雅，我又不是余秋雨。
我在网路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啊，尺度已经算是比较大的。有很多写剧本的朋友，比如张爱玲这些写剧本的朋友，包括宁财神啊写一些话剧，还有电影编剧，他们非常的痛苦啊。在这样的一个文化环境下，我就开始想，如果你成为一个文化大国，除非全世界都是在谈中国、朝鲜和阿富汗。
朝鲜是文化禁地，大家都知道。然后阿富汗是因为国内的局势正在搞不清楚他还顾不上，但纵然这样，他们都有作家写出了《追风筝的人》。当然遗憾的是这不是在阿富汗说的，我想，一旦阿富汗搞清楚了，也不是没有可能去超过朝鲜。
我们所谓的在国际交流上不断赞扬一些四大名著和孔孟之道，这样就像相亲的时候女方问你有没有钱，你说你祖宗十八辈上有钱。这是没用的。这个杯具的造成，和大家没有任何的关系。但通往朝鲜的道路，是由每一个沉默的人铺就的。某一方面我们当然要比朝鲜强很多啊。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朝鲜是什么样子的。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在座的大家，其实很多人，大家不一定沉默啊，大家只是被和谐了。
在中国的这个扫黄史上，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绿坝啊。他们会告诉你，我们这么做是为了保护青少年，是为了社会的稳定，文化是朝鲜的。所以他们有权屏蔽任何危害青少年，破坏社会稳定的资讯和文化。但是如果你认同呢，迟早有一天你会发现，你在控诉你的遭遇的时候，他们会将你屏蔽，罪名是破坏社会稳定。到了最后，凡是不利于党政阶层的，不利于他们获得利益的言论，都是破坏社会的稳定，都是危害青少年。如果我们当时容忍了绿坝花季护航的话，“那么我们会看到绿坝花甲护航”，到那个时候就不光是文化的东西了！
所以同学们，我们不能让这一片XX，否则在若干年以后，在子孙们通过卫星接收到的电子课本的历史书上，我们都会是笑料。
谢谢大家。
本文来自：小李匪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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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的人类大迁徙，此具有中国特色的壮观场景不亚于任何一场战争。人人为了一张票而使出浑身解数，而在这当口却有900位买到车票的乘客，集体“罢乘”，既不退票，也不乘车。一面是一票难求，一面却是车厢空空如也，个中缘由耐人寻味啊！
“票务信息准确属实”
1月30日是春运的第一天，零时33分，实行实名制以来的首趟列车——开往汉口的L252列车由深圳火车站开出，令人惊讶的是，这趟 18节车厢，有972个硬座座位和540个卧铺位置的列车空空荡荡，原本至少可搭乘1512名旅客，却连卧铺车厢乘客加起来没坐满两节车厢，只有不足 120人，上座率不足8%。记者当天在深圳火车站看到，火车站冷冷清清，查验证件窗口也没有一个人在排队验票。
然而根据铁路部门发布的信息，这趟列车的车票早已售罄。1月24日，广州铁路集团公司通过媒体发布信息称，截至2月1日之前的所有火车票已经基本售完。1月26日则再次发布信息称，旅客可以买到少量前往武昌、长沙等方向的车票。
是否是车票信息发布有误？广铁集团工作人员昨天回应称，这个票务信息是准确属实的。
“旅客反映请不到假”
既然车票已售罄，900多名乘客既不乘车，也不退票，又如何解释？广铁集团工作人员表示，他不清楚这趟列车上座率不足8%的情况。
深圳火车站党办副主任易非凡表示，可能是发车的时段不集中。900多名旅客错过了乘车的原因可能是没赶上车，有旅客曾反映请不到假。
难道是900多名旅客集体请不到假，错过了乘车？铁路部门的这一说法遭到了网友的炮轰。昨天，有网友爆料称，其实每年春运都有这样的怪 现象，一面是一票难求，一面却是车厢空空如也，中间的利益纠葛有多深还真是难以琢磨。也有网友调侃称，“被请不到假赶不上车”，将成为2010年又一流行语。
以今天一些人的眼光来看，古代的酷吏似乎是很吸引人的。表面上看，酷吏有以下好处：
首先，酷吏的一大特点是专门和豪强做对，用今天的词就是热衷“打黑”。汉代大酷吏郅都，“敢面折大臣于朝”，不避亲贵。做济南太守的时候，到任就捕杀闲氏首恶，摧折济南豪强，权贵们都不敢正眼看他，称其为“苍鹰”，对他是又怕又恨。张汤更是专治诸侯王，诛戮富商、大姓、豪强，自然也是其强项。王温舒治广平的时候，大肆“打黑”，捕杀“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至流血十余里”。到十二月底，已杀得“郡中无犬吠之盗”。
其二，酷吏的政绩大都相当突出，尤其善于强化治安。郅都上任一年多，济南“郡中不拾遗”。他守边的时候，匈奴害怕，不敢进犯，被称为“战克之将，国之爪牙”。厍狄士文为贝州刺史时“道不拾遗”、赵仲卿主持屯田时“收获岁广，边戍无馈运之忧”，王温舒做广平郡的都尉，外地的盗贼不敢过境，及做上河内太守，只用三个月的时间，夜里连狗叫声都听不到了。
另外，酷吏不仅“能干”，而且大多相当清廉。郅都从不收礼，在任的时候不拆私信。张汤死后遗产不到五百金，王温舒甚至连五十金都没有。隋朝的厍狄士文“性清苦，不受公料，家无余财……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门，亲旧绝迹 ”。
这样的官吏，勤力“打黑”，又清廉，这么一说，恐怕很多人会心向往之吧？可为何在古代，从官方到民间，一直都大力批判这种酷吏呢？对酷吏的批判贯穿儒家政治学说的始终，到底是古人糊涂还是今人脑残？
古人批判酷吏，一来是因为其手段太残酷，但更重要的是，不仅其手段残酷，而且残酷之后，也换不来太平繁荣，反而把社会搞得更糟！这又是为何呢？
最早提出酷吏一词的是司马迁，他专门做了《史记·酷吏列传》，对酷吏们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后来司马光也批评汉武帝“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而郡、国为治者大抵多酷暴”。《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对酷吏的坏处一句点破：“末暴虽胜，崇本或略”，意思是说，酷吏们追求用严刑峻法，用残酷的手段来妄图解决社会失范的问题，完全是舍本取末的行为，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也自然解决不了问题。
社会的繁荣和稳定的根本在于设置一个相对公正的制度，要尽可能合理地分配利益和财富，这才是减少社会矛盾的切实可行的办法。稳定的根本在于减少社会矛盾，而不是无视矛盾，靠暴力酷刑维持。仅仅靠强力，靠刀架脖子：“举起手来，不许动”，这样的稳定，纵有一点效果，也是暂时的。
酷吏严延年任河南太守时，为了数威，各县的死囚集中到郡府行刑，血流数里，一时间野无行盗，庶几太平。然而没过几年，更多的人铤而走险，盗贼蜂起。朝廷也逐渐反思，好用酷吏之风也歇菜了。
制度不合理，不仅酷吏解决不了问题，就算是“酷皇”出马也是白搭。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苦，对于官员贪污腐败深恶痛绝，想通过空前严酷的法律根除之。他规定官吏贪赃额满六十两的一律斩首示众，并且剥皮实草。他还屡兴大案，如洪武十八年户部侍郎郭恒贪污案，牵连被杀的就有万余人。但结果如何呢？明朝贪腐有增无减，几乎成了中国古代史上贪腐最严重的王朝。
如果一个社会的民众，长期遭受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侵害，确实渴望有铁腕青天的出现，用严刑峻法来尽快终结那种失范的现状。这或许正是乱世中渴望酷吏“打黑”流行的社会心理基础。
但千万不要天真地认为，酷吏的严刑峻法就是“法治”。真正的法治，是以维护权利为本，而酷吏的严刑峻法，本质是为了镇压。酷吏之酷，绝不为纾解民困，而是为了取悦主子，酷吏“打黑”，说白了，就是更大的流氓去消灭地方小流氓罢了。酷吏这个角色，暗合封建政治的本质需要，是皇帝不可或缺的打手。酷吏“打黑”，锤击豪强宗室，其实是为了维护最高集权的意志独尊，替皇帝把有文才或武勇、有势或有钱的中间阶层，把“五蠹”去掉。他们同样对民实施暴政，扒房、拉猪、牵羊。酷吏就是皇帝主子凶狠的牧羊犬，要像牧羊一样收拾妥帖千千万万的纳税良民。
古代的一些老百姓精得很，他们宁要贪官，不要酷吏。这又是为何？在他们看来，贪官只能偷偷摸摸地攫取财富，民众也可以堂而皇之地揭发贪官，贪官之恶最多也是个人之恶。但到了酷吏时代，则是铁通般的钳制，个人之恶则变成制度之恶，整个社会笼罩在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之下。民众只能三缄其口，敢怒而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也不敢言。
在酷吏的统治之下，路不拾遗，盗贼绝迹。不过，你千万别以为这是政治清明的大同盛世了，这样一个“没有罪恶”的社会一旦出现，根本的原因在于统治者垄断了全部作恶的权力。一个通过“打黑”消灭了豪强的社会，只是让一个个民众直接面对更强大的统治者的全面钳制，更加无还手之力。
“打黑”之后，小民们或许能够得到一点好处和安宁，但那只是短暂的。酷吏打黑除恶一时，却让恶的制度长命百岁。更何况酷吏绝不是依法办事的人，绝对只是人治，曲法枉法是酷吏的家常便饭。史书记载，酷吏周阳由“所爱者，挠法治之；所憎者，曲法灭之”。王温舒纵使督捕，“快其意所欲得”。没有来自民众的约束，只对主子负责，酷吏们哪里还会遵循法条，哪里还顾得上程序正义呢？
因为替主子出头卖命，酷吏的官运一般都相当好，经常越级升迁，屡废屡起，深得皇帝喜爱。张汤就是因为替汉武帝屡次清除诸侯豪强而深受武帝信任，升为御史大夫，位居三公，仅次于丞相。还有尹赏，他起初任县令，犯“残贼”罪免官。但后来又很快被重新起用为郑县令。后来因首都长安治安恶化，尹赏被任命为长安县令，皇帝赋予其“得一切便宜从事”的全权。不久，尹赏升为江夏太守，因为诛杀盗贼及吏民太多，又坐“残贼”之罪免官。后又因为“南山群盗起”，尹赏又被重新起用，任右辅都尉，不久再升一级。
这也是古代酷吏频出的原因，说白了，就是一种政治投机罢了。
不过，酷吏投机，这条路也不是那么好走的。虽然他们在官场常能平步青云，但最终的结局往往很悲惨。皇帝主子经常要把他们抛掉，来假装好人。不仅郅都、张汤、严延年都无善终，汉代十几个著名的酷吏，没被杀的仅有赵禹、杨仆等两三人，唐代的酷吏，也就姚绍之、毛若虚等几人得以幸免，其余都没逃脱斩首诛族的下场。
酷吏“打黑”，别迷恋它，它只是个传说。
（作者：李铁，香港浸会大学西方政治哲学博士，擅与流行的谬误作战。）
本文节选自南都周刊39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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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江苏邳州市河湾村，200多名男子手持棍棒、砍刀，欲强行征用该村耕地，与前来护地的百余村民发生冲突，村民一死一伤。当地警方称，涉嫌行凶的30人被控制。当地政府曾动用防暴警察抢尸。图为尸体被抢，村民们走上大街讨说法。 资料图
1月7日，江苏邳州市河湾村，200多名男子手持棍棒、砍刀，欲强行征用该村耕地，与前来护地的百余村民发生冲突，村民一死一伤。当地警方称，涉嫌行凶的30人被控制。当地政府曾动用防暴警察抢尸。图为村民展开死者曾被鲜血染红的衣服。资料图
1月15日，邳州赵墩镇彭湖村一处建筑工地上遮盖着黑色伪装网，目的是躲避国土部遥感卫星的检查。
1月15日，运河镇坝头村，原村村址仅剩冯桂珠的4层旅馆被拆一半。
■ 核心提示
邳州连续数年经济增速居苏北之冠，去年7月首次名列全国百强县(市)名单，引学习热潮，称为邳州模式。
邳州再一次被全国瞩目，则是因今年1月7日发生的暴力征地致死人命案。
调查显示，这个百强县的背后，是大量耕地被违规占用的现实。邳州自从2007年被国土部点名批评后，去年再次被土地部门列入黑名单。
截至目前，邳州还有大量耕地、基本农田被违规征用。当地“卖地生财”主导的发展模式，让农田保护成为空谈。
□本报记者 涂重航 江苏徐州报道
苏北邳州市西郊彭湖村，一处工地目前处停工状态，半拉楼房上，覆盖着黑色伪装网。
1月15日，数名村民解释伪装网缘由：前段时间，国土部抽查邳州用地情况，村委会找来黑网遮挡建筑，并用稻草、玉米秆铺在水泥路上，扰乱遥感卫星。
去年10月，国土部曾对邳州150个疑问图斑进行抽查，合格率98%，顺利通过验收。
事过两月，1月7日，邳州运河镇河湾村发生征地血案，一名22岁村民在护地时被当场刺死。
调查发现，此类违法征地现象在邳州并非个例。在违法违规征地背后，邳州5年内扩城至50平方公里。去年邳州跻身全国百强县，经营城市、卖地生财的模式被称“邳州现象”。
威胁“沉湖”，暴力征地
村民王素梅说，丈夫被拉到湖边，要求立即签字，不签便沉湖
1月7日，邳州运河镇河湾村，村支书孙孝军涉嫌组织200多名社会人员暴力征地，护地的22岁村民李冬冬被当场刺死。
此事引发中央和江苏省领导关注，目前已有70多人归案。
记者1月在邳州的调查显示，强行征地、拆迁，已成当地常用工作方法。
1月15日，原运河镇坝头村村民说，他们村被划在邳州新城区范围后，去年10月接到通知要求限期拆迁。
诸多村民反映，镇政府组织村干部包户做工作，随后采用断电、打骂、将人强行拖走等方式，最终将全村“铲平”。
村民王素梅的丈夫谭运举去年10月12日因拒绝签字被打伤。1月18日，王素梅提供的视频显示，十多名男子在房间里踢打谭运举及其女儿，后又将谭拖到外面打昏。
王素梅说，丈夫住院期间，又被几人拉到湖边，要他立即签字，否则就沉湖，后来谭运举签了字。
采访中，仅坝头村向记者称被打伤住院的村民，有十多人。
在邳州西郊赵墩镇彭湖村，多人提到，2007年7月，村民王某之妻在地头阻拦征地，被殴打致死，镇上赔了60余万了事。目前王某已搬往外地。
1月15日，运河镇五杨村东边一片汪洋，冰水下，麦苗清晰可见。农田南边，邳州千岛湖公园正施工。村民称，镇政府去年11月底指使人引水淹了一万多亩农田。据运河镇徐塘办事处证实，这片农田原是无公害大米生产基地。
村民分析，引水淹地，一是为报建设项目时，称此地是低洼水淹荒废地，二是让村民在征地中打消指望。
去年，沙沟湖附近的八杨村村民向徐州市国土局投诉，政府开挖湖泊，占去1300多亩良田。徐州市国土局责成邳州查处。邳州国土局反馈意见称，有80多亩土地使用违法，已立案调查。但未对其他1000多亩农田情况进行说明。
1月15日，村民举报的地块上，大型吊车和挖掘机仍在开挖湖泊。
村庄拆迁，农民“上楼”
住进公寓的农民，认为自己成了“四不像”，补偿款未让他们踏实，有农民说没了土地心里慌
邳州新城开发，诸多的村子失去土地，一些村庄则被整村拆迁。
运河镇河湾村，在发生血案前，原来3000多亩耕地被占用2500多亩。运河镇李口村到2007年时，全部耕地被征完。
据运河镇、陈楼镇等几个镇的村民反映，镇上建工业园区占他们的农田，都是以租代征。价格多在每亩每年600元至1000元。
失去土地和村庄的农民，政府为他们建设了“农民公寓”。
坝头村整体拆迁，补偿款为每平方米500到800不等。他们可回购的农民公寓，每人标准是30平米，每平方米1300元。他们称，补偿款全部加起来都不够。
坝头村35岁女子徐传玲去年10月自杀。1月20日，徐的婆婆说，家里共11口人，原2处宅基地住房262平方米总共得补偿款30.7万，房子拆除后买不起公寓。徐传玲便是因此自杀。
1月29日，徐的公公王子元说，徐传玲死后，村里免费给了他们两套100平方米的住房，说是照顾孩子上学。不过让他们全家住进宾馆十天，不得对外联系。
1月13日，河湾村北部，“张村河湾农民公寓”已完工，楼与楼间隔不足十米，共有30多栋7层住宅。
村民们称，镇政府从半年前就开始让全镇干部包户做工作，动员张村和河湾村村民搬进公寓。而在坝头村东部，数十栋坝头农民公寓已建成，多数村民已搬入。
受访的坝头村民称很不适应，原来可以养猪养鸡，住进楼房后成了“四不像”。
部分青壮劳力外出打工了，打不了工的人闲在家里发慌———1月13日，河湾村村民薛银礼说，耕地是农民的命，没有土地后心里很慌。
多种方法规避政策
国土局人士透露，市政府不断修改土地规划，例如将基本农田改为耕地，耕地改为荒地
河湾村发生征地血案后，国土部南京督察局再次进驻邳州，调查违法征地等情况。
1月15日，邳州国土局一工作人员说，作为国土局干部，每天都提心吊胆，生怕有纰漏被抓到。
去年10月，邳州违法违规用地整治不力，曾受到南京督察局批评。2007年国土部向全国通报8起违法征地典型案例，邳州市排名第二。
从那时起，邳州市被江苏省国土厅列为违法用地重点地区。
不过邳州违法违规用地并未停止。
“领导压下来要我们拿用地指标，做不出来就官位不保。”邳州国土局一员工说，近年来，邳州国土局为用地指标而费尽脑筋。
根据《土地管理法》：征用基本农田、基本农田以外耕地超三十五公顷的、其他土地超七十公顷的，由国务院批准。征用上述以外土地，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国务院备案。
1月20日，这名工作人员称，邳州市近年来没有建设用地向国务院报批。
从该局公布文件看，邳州市历年来超过30公顷批文仅几次，其他多数批文中用地从十多公顷到数公顷不等。2007年、2008年获批的建设用地指标都不超50公顷。
同时，按《徐州土地利用总体规划》，1997年至2010年，邳州市建设占用耕地的总指标为2.76万亩，其中还包括兴修水利等国家重点工程1.56万亩，只1.2万亩可用于城建。
而在邳州新城区，已拉开近30平方公里的建设框架，多数占的农用地。
1月15日，邳州国土局内部人士透露，国家对耕地红线查得严，为此市政府每隔两年就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将基本农田保护区、耕地位置等不断调整，例如将基本农田改为耕地，耕地改为荒地等。
根据国家要求的占补平衡原则，占地后需补充相同数量和质量的耕地。邳州则在北部山区，利用山头、山坡、沟渠、滩涂“开发”农田，划成农业示范园。
邳州国土局内部人士透露，去年11月国土部门抽查时，邳州在炮车镇、运河镇等地，将基本农田和耕地拉上了围墙填上建筑垃圾，造成土地已是建设用地的假象，为今后再利用土地做储备。
当地村民说，今年11月，邳州市为迎接国土部抽查，曾以每天50元雇村民到千岛湖工地铺稻草和玉米秆，欺骗国土部遥感卫星。检查过后，又继续开工。
1月24日，邳州坝头村村民说，河湾村“1·7”血案后，运河镇政府又雇佣村民去铺稻草。
调查显示，用稻草、玉米秆甚至伪装网来躲避检查，在其他乡镇也存在。
1月13日，赵墩镇彭湖村村民说，去年11月份，自赵墩镇向南到议堂镇，多个村庄都雇了村民在水泥路上铺稻草，玉米秆，用黑网遮盖在建工地。
行政中心仿“中南海”
门前长安路，旁边“千岛湖”，院内是古韵小楼建筑群。该中心超出审批面积十倍
在征地的同时，邳州诞生了诸多标志性建筑。目前占地600余亩的邳州行政中心，被称为“邳州中南海”。
该中心2008年2月投入使用，目前大门旁只放了块“邳州市人民来访接待中心”的牌子，大门正中“为人民服务”的大字提醒着这是政府机关所在地。
园内坐落着大大小小楼堂馆所22座，里面有食堂、接待中心及领导人宿舍等独立小楼，均为汉风特色的建筑。
除市委、市政府两个部门外，建设局、财政局等每个部门也都有独立小楼。
内部人士介绍，因怕太招摇，政府及各部门的牌子都挂在里面。
与行政中心相配的有居住区，占地700亩，配套有学校及服务设施。
邳州千岛湖工程在行政中心后面，是邳州最大的湿地公园。行政中心西侧，则是沙沟湖农业示范园。内部人士介绍，整个沙沟湖地区今后要模仿北京的北海和南海建设。
行政中心门前的大道有六个车道外加两个应急车道，名为长安路。
因以上格局，邳州行政中心被当地人称为“邳州中南海”。
据了解，该行政中心工程由江苏金桥集团耗资1.5亿建成，赠送给邳州市政府使用；邳州市则让其无偿使用老县城内300多亩土地。
从审批文件看，该中心超出审批面积十倍。根据徐州市国土局2006年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台账上显示，邳州行政服务中心项目预审占地4公顷(60亩)，建筑面积28000平方米，总投资6800万元。
1月21日，邳州市国土局一要求匿名的干部说，行政中心第一次报批用的市委市政府迁建项目用地，之后多批次都是“张冠李戴”骗取批文，还存在批少占多的情况。
在邳州行政中心完工前3个月，2007年11月22日，徐州市还曾下发文件，要求党政机关办公楼不得定位于城市标志性建筑，不得占用耕地。
该中心占用的是前沙沟村的责任田，“沙沟湖农业示范园”则占农田4000多亩。内部人士透露，2007年之前该园名为“沙沟湖湿地公园”，2007年受到国土部点名批评后，更名为“沙沟湖农业示范园”(性质为基本良田)。
不过，该园中，目前除人造景点及游乐设施外，无任何农作物。
据介绍，该“农业示范园”3个大门耗资1500万元，园中建成的“隆欣阁”高69米，已成邳州又一标志性建筑。
据邳州市政府网站报道，去年4月23日，李连玉曾深入该园区，对各游乐设施进行定点定位。当时园内一批游乐设施由客商投资兴建，包括自控飞机、空中飞椅等。
大兴城建以地生财
建好基础设施，造就黄金地段，提升土地价值，然后出让。据称3年内邳州地价翻了番
邳州市正建设的新城区，离旧城中心15公里左右。
据了解，邳州市委书记李连玉要求新城区打造统一形象，让建筑都成为邳州标志。
在行政中心周围，建设了万人体育馆、规划馆，新的邳州中学等。与行政中心相照应的，是艾山风景区的“如意大道”。
道边石鼓刻有“当朝一品”、“连中三元”等文字。这条大道以9999朵莲花瓣环绕，中间以莲花和如意为主要图饰延伸958米，邳州称其为世界最长汉白玉大道。邳州当地人则称其为“莲玉”大道。
这条大道被邳州人称之为十大建筑之一，耗资7000万元。
其他被列入十大工程的还有耗资3000万元的九龙山宾馆(当地人称“艾山行宫”)、耗资4000万元的“九龙喷泉”，据说喷水高度世界第一高。
李连玉在2006年时曾向媒体解释大兴城建的目的，其中主要是经营城市，“以地生财”。
由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对经营性建设用地全部市场化运作，优先建设好周围基础设施，造就了黄金地段，提升土地价值后，挂牌出让。
目前在新区内，有8所学校以及其他的建筑在修建。邳州市政府网站上称，此举是拉动新区发展、聚集新区人气的重要举措。
与大量项目建设呼应，邳州房价三年内翻了一番，地价翻了一番。一名浙商说，以前邳州40万一亩的地现在需100多万。
在2006年上半年邳州市国土资源局拍卖会上，坝头村500亩地被富贵鸟集团摘牌，六保河东300亩地、李口村全部600多亩耕地，都以37万元每亩卖出。
如今，这些耕地上，都已建成住宅小区。目前小区均价2800元每平方米，位置好的户型，售价4000多元。
截至2006年，邳州共挂牌出让土地36宗，成交金额4.62亿元。另据公开消息，邳州市2006年土地拍卖收益6亿多元，2007年突破8亿。
据2005年的数据显示，邳州城建对GDP增长贡献率达14.4%。
铁腕政策强力扩张
完不成工作就换人，官员几乎每半年轮换一次，市委书记的铁腕在当地很有名
据媒体报道，邳州市近年来经济增速连居苏北之冠。去年7月，邳州首次名列全国百强县(市)名单，被称为“邳州速度”。
创造邳州速度的，是被称为铁腕书记的李连玉。他2001年任邳州市长，次年起任市委书记至今。
2001年，邳州城区面积19平方公里。当年，李连玉提出“五年再造一个邳州城”的目标。
邳州聘请了来自清华大学、东南大学等国内外的名家大师，编制了新区发展规划。
之后，邳州走上经营城市、以地生财之路。“城建出生产力”、“城市建设也是经济建设”目前仍是邳州的宣传口号。
5年内，邳州500多项重点工程动工，并建设有大量开发区。2001年起，邳州市开建经济开发区，五年后形成一主七副格局：主园区位于城北徐塘办事处境内，其他分别分布在七个镇。
“镇镇都有工业园。”1月18日，邳州市政府内部人士称，各乡镇也都参照了建新城区又建经济开发区的模式，开发工业园区。
到2007年，李连玉宣布“五年再造一个邳州城”目标实现，城区面积扩大到50平方公里。
当地官员认为，这样的建设速度，与李连玉的铁腕政策密切相关。
邳州政界流传，李连玉要求机关干部，每天工作16小时，不想干就走。他交代的工作如完成不了，会立刻换人。
有一次，一个医院院长被问到项目为何迟迟未动工，他答复没钱。李连玉说：“你没钱就下去，我找能弄到钱的人来。”
据了解，邳州市的官员几乎每隔半年就轮换一次。
1月13日，邳州市委一工作人员说，市委每周召开常委会，李连玉会将具体工作直接安排到四套班子领导和部门负责人，这被称为“一个声音喊到底”。
当地官员认为，李连玉的施政风格也影响着下面乡镇领导。运河镇原党委书记娄从瑞，被称为“李连玉第二”。
2007年，运河镇河湾村支书李培增因“征地不力”被娄从瑞免职，换上了孙孝军。今年1月7日，正是孙孝军涉嫌组织人暴力征地，发生了命案。事发后，娄被免职。
邳州的扩城运动，目前仍在进行。
“企业”长草扩城继续
一工业园只开工不到3月，政府雇农民在厂区充工人应对检查，在当地成为笑谈
邳州还要进一步扩大。
在2007年扩大到50平方公里后，李连玉说，下一步，将进一步拉开98平方公里的城市框架。邳州市政府文件显示：全市城市规划区共331平方公里。
邳州市一老干部说，每年年初，邳州市政府都会成立十多个“招商局”，到全国各地招商引资。但引来的“凤凰”聊聊可数，并多以化工、焦化企业为主。
1月15日，沿着徐连一级路、官湖工业园、炮车工业园、运河镇业园近40公里范围内，各类型厂房鳞次栉比，真正开工的不足一成。
多数厂区拉了院墙，大门都未修，里面长满荒草。有的建了厂房，但里面没设备。有些空旷厂房内，村民进去放牲口，或种起蔬菜。
据《徐州日报》2006年8月13日报道，投资2.6亿元的金凤凰家具工业园项目占地1100亩，目前园内芳草萋萋。
1月16日，官湖镇村民说，该工业园实际开工不足3月，以前上级来检查，市里就雇他们穿上工作服充工人，成为当地笑柄。
邳州国土局内部人士称，这些买厂房的企业，多数是为低价“圈地”，等过两年地价上涨再倒卖。
就违规征地情况，1月13日，邳州国土局办公室人员冷冰称，他只知“1·7”血案事件那片耕地未提请预审，其他一概不知。再问，冷冰称主管领导和业务科室人员全部去南京开会了。记者此后多次联系采访邳州市委、市政府领导，未果。
据公开报道，2003年以来，邳州主要经济指标在江苏省的排位连年攀升，“综合实力”跃入苏北最前列。
去年，邳州入选“百强县”后，一时间，全国掀起了学习和研究“邳州现象”的热潮。据报道，全国有20多个省的300多个县市先后到邳州取过经。
邳州市国土局一内部人人士对此不乐观。他说大量项目占用耕地是“断子绝孙的工程”，他认为那些被占的良田，以后还会复耕。
媒体、网络上，一些嗓门大的人正在竭力鼓吹禁止恶搞。其理由之一就是“恶搞”有社会危害性。其实我认为“恶搞”最大的问题是著作权上的。但既然有人非要把这个往“社会危害性”上靠，那我也来谈谈社会危害性。
油画《开国大典》大家都熟悉，最近一家饭店把这幅油画给“恶搞”了，加上了一句话“大饭锅成立了”，目的是为了给饭店做广告。这次恶搞被大家骂惨了，那家饭店也立刻把广告给撤除了。
不过，《开国大典》被“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开国大典》的前几次被搞。
《开国大典》创作完成于1952年。第一次被搞，是在1954年，革命博物馆对《开国大典》进行了涂改，把画面中一位人物给强行擦掉了。这是第一次被搞。
1968年，《开国大典》又迎来了第二次被搞，又擦掉了一位人物，同时在这个位置上改换了另一个人。虽然这回难度很大，但技艺高超的美术家仍然完成了这个任务。
1970年，这幅油画第三次被搞，这次的要求是：再擦掉一个人。这幅油画已经被搞两次了，现在还要搞，难度相当大。好在原作者的学生没有在原画上直接修改，而是临摹了一幅。原画从此被放入博物馆仓库，新画取代了原画的位置。
1979年，这幅画第四次被搞，这次“搞”的要求听起来就很“搞”：把这幅画恢复到第一次被搞之前，也就是恢复原貌。原作者已经去世了，他的家属不忍再糟蹋原画，所以最终还是请了画家来临摹。这四次“搞”，搞得很认真，一点都不象开玩笑的样子，而且技术难度极高，绝不是象那个饭店一样加几个字那么简单，所以我认为这不是“恶搞”，而是“正搞”。
“正搞”是我取的名字。既然有“恶搞”，那一定还应该有一个反义词。在油画上删人怎么也不像“善搞”，所以我就给取了个名字叫“正搞”。正搞，就是一本正经地搞，认认真真地搞，搞完了让人看不出痕迹，让人不知道这东西已经被搞过。而“恶搞”则相反，是嬉皮笑脸地搞，粗制滥造地搞，搞完了还要让你知道，这是搞过的，而且连搞的是什么都要让你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知道。
那些大嗓门的人老是说，“恶搞”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是对历史、文化和价值观的歪曲。我觉得事情不是这么简单，我发现“正搞”也有危害性。那我们就来看看“恶搞”和“正搞”会带来哪些社会危害性，究竟是谁的危害性更大。众所周知，“大饭锅成立了”这句话在历史上是没有的，在《开国大典》这幅油画里也是没有的。可有人却给添加了这句话，所以，歪曲了历史，歪曲了文化。
同样，在历史上某位领导人是站在那个位置，在《开国大典》油画中也是有的，可后来却把他的形象给删除了。所以，歪曲了历史，歪曲了文化。
那么谁的社会危害性更大呢？那就要仔细分析一下他们对民众带来的影响有多大，也就是说，是否会有人因为这个而改变了对历史、文化的认识。“恶搞”——在油画上拙劣地加上“大饭锅成立了”几个字，大家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就连没有见过这幅画原作的青少年，也会知道是假的，因为那句话实在无厘头，而且字体一看就知道是电脑打的，不真实。既然大家都知道不是真的，所以它也就不会改变人们对历史和文化的认知，没有人会认为主席当时说的话是“大饭锅成立了”。
“正搞”——在油画上删掉一个人，做得干净利落不留痕迹，更重要的是被搞了之后它仍然得到国家权威部门的认可。因此普通人不知道，青少年更是不知道，除非有高人偷偷告诉他。它能使人产生误解和错觉，对重大历史事件产生认知上的偏差。所以，“正搞”由于其一本正经以及搞后不留痕迹的特性，会影响人们对历史和文化的认识。
再举个例子，曹操大家都知道，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奸臣，一个坏人。但其实在历史上，这个人是个英雄。诸葛亮大家也知道，是古代最聪明的人，但在历史上真实的他却并没有那么厉害。水泊梁山大家也知道，能与朝廷对抗的一群英雄，但历史上却并没有发生那些轰轰烈烈的事情。为什么大家对历史的认知发生了偏差？就是因为有人“正搞”。《三国演义》、《水浒》就是对历史进行“正搞”的小说，它歪曲了历史，影响了不少人（尤其是青少年）对那段历史的认识。
假如《三国演义》、《水浒》是以“恶搞”的形式来写，大家一看，哦，这是假的，是编的，是在逗乐呢，相信就不会影响大家对历史的看法了。
现在电视里经常有反映清朝的电视连续剧，也有拿古典名著开涮逗乐的娱乐节目，二者都对历史和文化有所歪曲，但后果大不相同。清宫戏算是“正搞”，由于它搞得一本正经，使许多观众对历史和文化的认知产生了偏差，尤其是严重影响了人们对封建制度下的社会关系的认识。而拿古典名著开涮的娱乐节目属于“恶搞”，观众一看就知道是假的，没有人会相信里面那些荒诞的情节和对白，一笑了之（或者一骂了之）。
《闪闪的红星》是有些人目前特别爱举的例子。穷苦农民变成了参加青年歌手大赛的歌手，是够歪曲的。但这种歪曲的结果是：无人相信。因为它是“恶搞”，不但情节荒诞，语言无厘头，而且制作粗糙。
而包括《闪闪的红星》在内的许多正规电影本身却有着“正搞”的成分，坏人都长得呲牙咧嘴、猥琐难看，好人都是英俊潇洒气宇轩昂。许多涉世不深的青少年在大量观看这类电影后，就误以为好人是长这个样子，坏人就长那个模样，从而使青少年从小就形成了以貌取人和相貌歧视的心理。由此看到，“正搞”对他人的影响远比“恶搞”要严重得多。
为什么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的“正搞”，会比大家都在关注的“恶搞”具有更强的社会危害性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正搞”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大家不知道这是被搞过的，以为这就是真实的。大家都信以为真。而“恶搞”具有很强的张扬性。大家一看就知道是被搞了的，是“闹着玩”的。所以就没人相信。大家只当娱乐而已。
假如你很认真地跟人说：“据内部消息，明天起汽油要涨价，你现在得赶紧去加油。”别人也许会信你。但假如你嬉皮笑脸地跟人说：“据我一外星人哥们说，今晚他们来地球偷油，明天加油站就全都没油了，你现在得赶紧去加油。”肯定没人相信你。这就是“正搞”和“恶搞”的区别。显然是“正搞”的危害性大。
我们应该警惕的，是隐蔽性强、危害性大的“正搞”，而不是那些无厘头的“恶搞”。“恶搞”没什么可担心的。
原文载于2006-8-25网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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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是40年前，批的哪门子孔啊
省府副秘书长呼吁关心农民工被窝
“枫哥”说：大家有老婆抱，有老公抱，农民工抱谁？
新快报记者 刘正旭 实习生 庾婉婷
“大家有老婆抱，有老公抱，农民工抱谁？”省政府副秘书长、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张枫向来坦然谈“性”，并编著了通俗易懂的《枫哥说性》，昨日下午在政协分组讨论上，他再次提出要对农民工给予性关怀。
“把我的提议否了太可惜”
“主席会议把我的提议给否了，太可惜了。”发言一开始，张枫便直言，这件事情就发生在2009年，而当时否定的理由是，政协关注这一话题“不恰当”。他说，广东有外来工超过3000万人，而其中多数都是单身赴粤，其存在的性需求不应该被忽视，“忍一天可以，十天半月可以，半年一年还行吗？有谁来关心过他们的感受？”
张枫分析说，性需求是刚性需求，无法阻截。事实上，农民工解决性需求主要有三种方法，一种是找人解决，也就是找娼妓；一种是自己解决，也就是自慰；最后一种就是同性间解决，但这样容易传播艾滋病。根据统计，如今广东感染艾滋病人数已经位列全国第五，性传播已经成了最主要途径。
要关心农民工“被窝子”
“我们自己的问题还没解决，关心农民工性问题，是不是太尖端了？”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谭璋球提出了不同见解。其他几名委员此时也注视着“枫哥”，似乎也有疑问。
“领导不能只关心菜篮子，不关心被窝子。”张枫说，被窝子里的事情很多，也很严峻，解决不好，会出大问题，专家调查的结果显示，70%的离婚，就是因为性生活不和谐引起的。
“广州刚开始搞性文化节时，有人攻击，说是公然卖淫具！”张枫说，大家有老婆抱，有老公抱，农民工们抱谁？“这是饱汉子不知饿汉饥！”
一席话让会场安静了下来
说到此处，会场里大家一言不发。会场一时间也安静了下来。随后，张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性乃人之天性，不能不考虑，以人为本，怎么能忽略这一问题。他随后补充说，事实上，广东已经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工作，如在2009年就向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农民工集中地免费派发了9000多万个避孕套。接着他打了一个电话给同事，随后告诉记者，今年，预计将发放超过1亿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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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哥们向我发过一个链接，说老虎为戒性瘾进了理疗所，每晚要花费4000美元。对此我深表痛心，觉得老虎这钱花得太不值，性瘾竟是如此戒的么？要是把老虎弄到吾国，找到传说中的葵花派，不仅收费不会那么高，而且疗效切实有保证，一刀下去，永不复发，签约治疗，无效退款。要紧的是，吾国还能做到治一送一，治好了性瘾不说，另外加送传世宝典一部，可以说连老虎的再就业问题都一并解决了——即使从此再无高尔夫，还可以开一个海外葵花分舵，不亦快哉！
就在今天，我发现我错了，另外一个链接告诉我，老虎还有更好的选择，我之前的想法不仅不厚道，更有失人道。其实在吾国，作协远比葵花派高明得多，人泰国最多也就把人变成妖，作协却可以把妖炼成人形。这等游刃于人与妖之间的功力，对于解决点性瘾，简直太小儿科了，只要把老虎纳入其中，在保留其是非根的前提下，不用多久就会出现更加良好的预期：老虎进去，绵羊出来。
你能指望一只没有攻击性的动物保留性瘾吗？
不战而屈人之大兵，不戒而除虎之性瘾——中国作协，选一次，用一生！
另外，弱弱地问一句：在小四身后出现在台子上的那几位，难道你们就是传说中坐台和出台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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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看山城成山寨
十年砍柴 1-9
重庆打黑， 最开始我没有予以过多的关注，我只是认为这是某人为了上位最后一博而已，认为涉及面不会太广，甚至只可能限于利益层的内斗。只是在和远在美国的石扉客在msn上交流时说：若几年后渝督不能顺利上位，掌廷尉大权，那么为其鞍前马后效劳的蒙古巴特尔会很惨。君不见古之张汤、来俊臣的下场么？为官者不怕得罪老百姓——老百姓就是用来折腾的，就怕得罪同道中人，今日剃人头，明日被人剃，是常见的事。
等到黎强案开庭后，我觉得打黑变味了，一个律师、老法学家在庭上为嫌疑人辩护，这在非洲海盗出没的索马里，恐怕都会被公众理解为常态。赵长青先生竟然受到那么多攻击，有些辱骂明显是有组织的职务行为，这就有点下作了。——打黑，不是这么个打法呀！我相信袍哥文化很发达的重庆，一定有货真价实的黑社会，把证据搞扎实一点，欢迎律师为这些嫌疑人辩护——哪怕是俗称的“捞人”，只要在法律范围内也没什么关系。公检法扎紧篱笆，杜绝那些违法的“捞人”完全可以做到—–我相信有文强前车之鉴，现在的重庆公检法在打黑面前，还敢和律师结成一伙，枉法偏袒嫌疑人？为什么显得那样急躁呢？只有一种解释，真正进入法律程序，恐怕就是旷日持久了，这有悖于主事者追求暴风骤雨、速战速决的效果。毕竟，离新一轮忠义堂排座次没几年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句“宝诗”，想必主事者当年背得滚瓜烂熟。
后来的李庄案，那就更荒谬了。不管重庆主事者发动多少舆论攻势，或者找来西政高、潘这样的专家为其背书，庭审这幕闹剧公众看得清清楚楚，心中自有评价。这些天，许多人有理有据地对此案进行了分析，本人不想就此案发表更多的看法。至为伤心的是，我一直比较敬重的一报一刊因此事蒙羞：即中国青年报和西南政法大学，一报一刊中某些新闻人和法律人丧失了起码的职业伦理。就算从利益考量，也不值得。人家所争者高位也，为高位奇招怪招损招迭出本不稀奇，因为所图者大。而媒体人和学者，还是靠声望立世，人家成功了，你能分到何种残羹还是未定之数。郑、高、潘，你们真能高攀么？几年前我说过一句话：中国没有司法独立，只有司法割据。山城一幕，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当年中青报“冰点”事件发生后，我撰文声援大同先生，我说我在乎中国青年报远胜自己当时栖身的法制日报，因为我认为中青报为所谓体制内的官方媒体保留了最后的尊严。不知道李庄案后，最后的尊严还存在否？以前中青报有好友常当面讥笑法制日报的报格、报品欠佳，我无言以对，现在我想中青报人再在法制日报人面前恐怕没什么道义上的优势了。——原来大家差不多。即使让法制日报的编辑奉命发重庆公安局有关李庄案的通稿，我想在行文的技术层面上恐怕会处理得高明一些，不会那样赤裸裸攻击一个还未判罪的人以及一个职业团体。
我尊重的一些师友、同事和领导毕业于西南政法，对这所当年号称“政法黄埔”的学校高山仰止。第一次出差去重庆是1999年10月，就是到西政采访，老实说我的心非常激动。住在烈士墓校区“情人岛”对面的外宾楼。我清早起来，披着晨雾走遍了校园每一个角落，包括铁西那边。
现在看来，山城真的成了个山寨。山寨里面，可以用家法，如何开香堂处理寨中成员，大扛耙子说了算，外人不能多嘴。可就是个山寨也罢了，汉代的夜郎国国王不晓得长安有多远，也就不稀罕去长安。明清两代的土司，只要政府不强行改土归流，在一亩三分地自己说了算，也不会想折腾出太大的动静。可现在的巴山山寨之主，志在长安宫阙。—–可算是升级版山寨梦想吧。
这些天重庆发生的一切，让我想起2008年清明节后，去重庆璧山开了一个会，回城后顺便采访了当年“文革”赫赫有名的造反组织—–8.15战斗团的司令陈万明先生。陪同他一起接受采访的还有我仰慕已久的“文革”研究者何蜀先生。
我们在大渡口一个茶馆摆了半天的“龙门阵”，大渡口区是重庆钢铁公司的所在地，陈万明当年是重刚特钢厂的工人，硬邦邦的产业工人出身。虽已年近古稀，但精神头很好，腰板挺直，说话声音洪亮，举手投足间还能看出一丝当年“工人领袖”的风采。
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上面发动“文革”后，你要站出来拉组织造反？真实的意图如何？
他说当初他和多数起来造反的工人，确实是怀着朴素的感情，痛恨官僚主义，相信毛主席领导他们能彻底消灭官僚主义。他说起在特钢机修厂间当工人的经历来证明此言不虚。
陈先生说，他是积极分子，工会小组的负责人，一直想入党，但就是因为脾气倔，领导不喜欢，迟迟进不了党组织。说“四清”时，群众开始非常拥护，赞同工作组的做法，一些车间、工厂领导“下楼洗澡”。可最后草草了事，那些洗澡过关的领导官复原职，回来立马报复群众。做工会小组组长时，参加劳模的推荐，可那些真正好好干活、任劳任怨工人，推荐上去，领导基本上给否决，而命令我们推荐那些事迹不过硬、但领导喜欢的工人，这些人参加劳模会前，领导才让我去整一个先进材料。因此，毛主席发动“文革”时，我认为很有必要，要揭露问题，让党更加纯洁。
他接着讲了自己如何风云际会成为重庆两大派系之一的负责人，他最风光的时候是担任四川革委会常委，每次出去，后面都跟着两个全副武装的警卫员。
众所周知，重庆是“文革”派系武斗的重灾区，问到“8.15”和另一派“反到底”之间武斗的残酷，他先是沉默，后来说，凡事都是一点点发展，最后到了谁也不可控制的地步。他和何蜀承认“武斗”的源头是1966年12月4日大田湾体育场群众大会，两派组织为争夺话筒大打出手，酿成流血事件，但这次还只是拳头和木棍交往，没有死人，伤了好些。但后来越来越升级，军火都用上了，双方杀红了眼。人在那个环境里，总相信自己代表的是正义一方，看到战友死了，就会想一定要去报仇。那真正是“亲不亲，路线分”，昨天还在一起聊天的工友，第二天分属两派，战场上就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由于重庆军工厂众多，武斗的后果惨得狠。造枪的建设机床厂由“反到底”控制，造子弹的“长江电工厂”由“8.15”控制，此外，造炮的望江、造炮弹的江陵、造战车的长安分属两个派别，最凶的时候，炮艇开到长江江面上，向对方的营垒发炮。
据何蜀介绍，1967年底统计，1500人死于武斗，1968年还有人在武斗中丧生。何蜀讲了个最经典的故事：打活靶。某个属于“反到底”的武斗团队，和“8.15”在街上对垒好几天了，各自守在自己的战壕里。一个小头目带着自己的大儿子参与战斗，正在给下属剃光头、搞动员。外面壕沟里的“战友”闲来无事，人在这样血腥环境里会变成恶魔，看到街上走来一个妇女，就当成对方支持者，把其当成活靶一枪毙命，后来发现这妇女是小头目的老婆，而他的的小儿子，就在妈妈被射中的那一刻，还在不远的地方捡弹壳。
对于往事，陈流露出悔意，此前他还和另一派的头目一起去重庆红卫兵墓园凭吊死去的亡灵。不过他认为自己被卷进“文革”和武斗，是被利用了。从重庆“文革”开始，重庆和四川的高层就插手不同的派别。武斗最凶的时候，军队并没有乱，只要中央下决心，完全可以制止住悲剧的。
“文革”结束后，老陈被当成“三种人”关了几年。受过一番牢狱之灾的他终于活明白了。1989年那个夏天，他在本市读大学的儿子也是热血沸腾，要去重庆会堂请愿，他让老婆火速去学校把儿子拽回，告诉儿子，这样的把戏，老百姓玩不起，最终吃亏的是小老百姓。对自己的晚年的境遇，他仍然愤愤不平，指名道姓地说某位大官，我是三种人，他参加“联动”就不是么？可不照样得到重用么？没办法，人家出身不同呀。
此番重庆打黑大戏，剧情曲折，高潮迭起。观剧之余，我把两年前采访老陈的纪录找了出来，看后不由得感慨：“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本文来源：凯迪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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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民致美国务卿希拉里一封公开信
网友：王捷
2010年01月24日11:08 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21日就“互联网自由”问题发表演讲(点击此处下载查看中文原文)，其中谈到中国互联网管理政策，外交部在答问中称对于这种违背事实、损害中美关系的言行，我们坚决反对。（1月23日 网易）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女士：
你好！我是一个中国网民，看到你指责中国政府建设管理网络，诬称中国政府限制互联网“信息自由流动”，声称“网络的开放和自由”，“不要限制互联网的使用、接触！”我感到莫名其妙。
首先，中国政府没有限制网民使用和接触互联网。我是一个时评写手，一有时间就泡在网上，找新闻，找角度，写评论，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有时还向政府提出个人意见和建议。迄今为止，我已在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等无数家网站发表评论近千篇，约百万字，政府从来没有向我发出什么通知或警告我，叫我不要上网，不要接触网络，不要发表个人言论。
其次，我没有发现网络信息不能自由流动。今天早上9点钟，我打开电脑，进入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新闻网、新浪网、搜狐、网易、凤凰网等各大网站，政治、经济、军事、体育、娱乐和时事等各方面的信息都能打开，都能看到，我在网上给网友“一笑”发了封邮件，网友“一笑”很快就收到了，我和我的网友在一些QQ群里聊天，也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没有发现信息不能流动的现象。
再次，我希望政府加强对互联网的安全管理。虽然网络是自由世界，但是，同现实世界一样，无规矩不成方圆，绝对的自由最终没有自由，甚至令人感到害怕和恐惧。没有法律和制度加以约束的网络我们都不敢上，担心个人信息和隐私被泄露，甚至被人叫卖。对我来说，感到头痛的是自己的时评文章经常被人无端转载，也不给我付转载费，我感觉著作权被人侵犯了，但是，我又无能为力。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加强网络管理，提高网络的安全性，保护网民的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我的著作权等合法权益。
最后，希拉里女士，我相信，你也不希望自己的个人信息被人拿到网上叫卖吧，不希望个人隐私被人窥视和泄露吧，不希望美国企业的商业秘密被人盗取吧，更不希望美国政府的机密发生外泄事故吧。我相信，美国也在加强对这些方面的监督管理。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为何凭空指责中国政府依法管理中国互联网呢？你有没有考虑过中国网民希望政府为网民提供一个安全可靠的网络呢？你这不是太平洋的警察管得太宽了吧？请收起你那一套吧，希拉里女士。
一个中国网民：王捷
2010年1月23日上午
本文链接：常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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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新宇的“千分之一”让谁脸红？
冉 彪
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39岁的毛新宇是毛岸青与邵华之子，毛泽东唯一的孙子，现任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副军职。他在人民网的博客被评为该网2008年10大最受关注博客之首。获奖评语是，“毛泽东的嫡孙，全国政协委员，坚持用博客宣传毛泽东思想，获得网友赞扬。”当记者问毛新宇：你说过希望自己能够学成爷爷的知识结构，你觉得自己现在达到了他几成功力？毛新宇连忙摆手答道，要说我和爷爷相比，我只是他的千分之一。（9月20日重庆晚报）
学风问题值得当今国人反思。毛新宇说，“希望自己能够学成爷爷的知识结构”，这是一种何等的理想何等的追求何等的境界啊！照理说，毛新宇不愁吃不愁穿更不愁当官发财，可他却有如此认真求学的态度实在是值得称道。过去有不少媒体报道毛新宇酷爱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但很少听他言过“千分之一”这样的如此谦逊之境界。
现实中，我们有的同志对学习不感兴趣，对学习党的理论尤其是党的创新理论更是不感兴趣。常常遇到的尴尬是，“都什么年代了，还在学那些东西”，是否年代不同了，就不应当学习这些东西了，这是一个误区。现在还有一些同志，只要你跟他说政治理论，他就摆脑壳，好像那东西要他的命一样，天生就过敏似的。
殊不知，这样的人，到了关键时刻就抓瞎了，因为他们头脑中不装马列的东西，就必定要装反面的东西。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家中藏书颇多，案发后工作人员花了几天时间翻看其藏书，没有从中找到支票、现金等物，却发现了好多未拆封的书籍。或许这是当今一些不爱读书官员的一个极端缩影。
如今，在知识经济爆炸的时代，干部不读书学习，就不了解国家政策、形势发展，就会瞎指挥乱决策，甚至触犯刑律。所以，不论官职高低、工作繁忙，都要抽出时间静下心来，认真学习，这样才能开阔视野，增长见识，解决“知识恐慌”和“本领危机”。
学风问题值得当今国人注意。面对毛新宇的“千分之一”，这让人联想到中国有句老话，“一壶水不响，半壶水想叮当”。事实上，我们现在有的人就是这样，脑子里没有装多少东西，犹如半壶水，就在那里叮叮当当的乱叫，好让别人注意他。这样的人，不学无术，还不谦逊，还在哪里说大话，说些不着边际的话，让人听了生厌。
我们说，每个人都是学而知之，而不是生而知之。但学风一定要端正，不能只学皮毛，一知半解，不能浅尝辄止，弄到半截就开跑。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过去老爱说某人不怎么样，“不读书不看报，整天就是瞎胡闹”，这话是发人深省的。
毛新宇认真做学问的思想态度作风境界都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我们应当注意的是，现在有的人不是学得太多，而是学得太少，不是学到了真金，而是只学到了皮毛，这些都非常值得我们深思。我们说，要学会对照自己，深知自己在学习上存在的差距，深知自己在学风上存在的诸多问题，深知自己内心浮躁而又为何顽固不化。我们要深挖一下思想根源，找出改进的办法，立说立行，向毛新宇那样，带着理想学习，带着历史责任学习，带着求真务实学习，力争学到管用的东西，学到管长远管方向的东西。
学风问题值得当今国人警醒。作为我们后来人，要认真研究前人尤其是研究毛泽东这位历史伟人，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在历史研究中认真追寻他们的足迹。正如毛新宇坦言：“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军事指挥艺术的科学价值，不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而是广泛延伸到各个领域。他老人家的军事指挥艺术，是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在军事思想上具有永恒的魅力。以弱胜强是军事指挥艺术的最高境界，而他指挥艺术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以弱胜强。”
而今眼目下，借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全党上下正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我们要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同传承历史文化结合起来，要把“读点经典”与搞好我们的现实工作结合起来。有道是，从现在起，让我们读经诵典，打造人生底色；从现在起，让我们读经诵典，在经典书籍中陶冶我们的情操，增长我们的见识，升华我们的境界；从现在起，让我们读经诵典, 在书中体味先人伟大的人格和智慧，感悟生命，健全人格。
我们说，越是爱学习的人越感到自己知道的东西太少，越是爱学习的人越感到自己的肤浅与浅薄，相反，越是不爱学习的人越感到自己知道的太多，越是不爱学习的人越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事实上，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面对改革发展任务日益繁重的今天，需要我们更加注意学习，更加注意破解新的难题，更加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把学习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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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兩會”很重要。所以每年開“兩會”，都有大批記者集聚北京。可是老實說，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裏頭，我根本無法在排山倒海的各種報導裏瞭解“兩會”到底重要在什麼地方。諸如確立國花可以刺激經濟、配偶可向第三者索賠等一大堆古靈精怪的言論，“兩會”本質上最重要的東西就此淹沒在網友的嘲諷咒駡聲中。
全球新聞界苦於“資訊娛樂”（infotainment）久矣，嚴肅課題的娛樂化處理會轉移受眾視線，追求感官效果多於理性思考，把全體公民貶為一群消費者。但中國的情況其實和外國有根本的差異，並不是因為受眾厭倦正經的議題，而是不知從何說起，只好藉著歡樂宣洩心中壓抑的不滿，不滿“兩會”代表委員的表現。的確，“兩會”新聞的娛樂化、花邊化，並不會是媒體從業人員本身的問題。相反地，我相信大部分編輯和記者其實也想認真對待自己的專業責任。
要理解新聞的專業責任，我們不妨從一個更寬廣的框架著手，一種“公民文化框架”。不論你認為民主是什麼東西，也不管你相信中國政治的民主改革應該走哪一套模式，恐怕都得接受這個框架之下的四種內容：
1.公民有知悉公共事務的權利。媒體不只要盡其所能地報導這些資訊，還得代表公民挖掘許多被政府忽略甚或掩埋，但又不是不重要的資訊。這也就是一般所謂的知情權了。
2.光是知情，空有資訊，卻缺乏解讀資訊的能力，猶如文盲對著一堆書本，那又有何意義呢？所以公民還必須擁有“公民辨識”（civiliteracy）的權力，學懂瞭解公共事務的方法，能夠理會各種政策與法令的含義。
3.只是知道訊息，讀得懂政策檔，一個人還不算是個完整的公民，因為他欠缺獨立思索和判斷的能力，不曉得怎樣清晰地陳述自己的想法。故此，公民還得配備形成意見的能力，而獲取這種能力也是一種應有的權利。
4．既然對公共事務有意見，那麼一個人當然還得有表達意見的機會，與其他公民溝通以造成輿論，向執政者發言以實行監督和創議的職責。用平常的話語講，這就叫做言論自由了。
一般以為，新聞媒體在公民文化權利的推廣上有很重要的角色：首先，它要回應公民的知情權；其次，它可以協助大家讀懂資訊，提供恰當的脈絡和相關知識；然後，在單純的消息羅列之外，它提供一套敍事，方便大家考慮和推理；最後，它提供平臺，讓公民有機會發表言論，共商國是。
那麼，近日有關“兩會”的報導是否可以滿足這四種重要的文化權利呢？就拿備受關注的四萬億提振內需計畫來說吧，我們能夠在報刊和電視上得知它的詳情嗎？如此龐大，關乎每一位元國民福祉的工程，大家能在媒體中窺得它的背景知識，再由此形成自己的理性判斷嗎？公民是否可以借著媒體鋪架的平臺暢所欲言，對有關部門施加影響呢？
我必須說，情況並不令人滿意。從會議的開始到結束，四萬億始終是一筆未曾細化的數字，許多重大的政策和預算方案也只徒具粗略的線條，罕見精細的分析。這是媒體不夠主動？還是它們心有餘而力不足？難道是“兩會”規模太過龐大，消息多得來不及消化了？抑或是大家面臨了根本的限制，新聞源頭本身就很乾涸？
我們知道“兩會”重要，所以每年“兩會”都是媒體最忙碌的日子。可是他們忙了半天，受眾到底知道了什麼呢？除了有趣的言論、要人的姿勢，以及熱鬧的場面，我們知道的就是“兩會”很重要。
本文来源：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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惹毛老娘一屁股坐死你
据英国《太阳报》24日报道，日前，在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对一起荒谬杀人案的最终审判在当地引起激烈争议。原来，当事人米娅·南丁哈姆去年8月和男友米卡尔·米德尔斯通·贝争吵时，一气之下竟然一屁股把他坐死，法庭日前判处米娅缓刑3年和100个小时的社会服务，米娅当庭被释放。
一屁股坐死男友的猛女
比男友重81.6公斤
据报道，30多岁的米娅几年前和男友米卡尔同居，两人一同抚养3个孩子。尽管两人差别悬殊，米娅高1.75米重136公斤，米卡尔比较瘦弱，身高1.78米体重只有54.4公斤，平日里两人还经常为生活琐事争吵不休，但一直以来两人感情还算不错，共同努力维系这个家。
去年8月，同样的争吵再次发生，这一回米娅不知为什么特别生气，看着坐在沙发上的男友米卡尔，一怒之下她把身子移到男友面前，使劲一屁股坐下去。然而，等米娅起身的时候，她再也听不见男友嘀嘀咕咕的声音了，因为他已经断气了。随后，警方逮捕了米娅。
坐死男友当庭释放
本月20日，这起离奇的杀人案在当地法院开庭审理。法庭上，米娅强调她并非故意杀人，并当庭忏悔，希望能从轻量刑。法官认为米娅没有犯罪前科，且认罪态度良好，因此以非故意过失杀人罪轻判缓刑3年和100小时的社会服务，米娅因此被当庭释放。
不过，一直在法庭上要求严惩米娅的米卡尔家人对判决非常不满，他们表示米娅平时在家就常动手打人。米卡尔的姐姐更是愤愤不平地说：“依照判决，如果把别人坐死还能获得缓刑，正义何在？”
作者：王晓夏
在苏联，审查制度（Censorship）最初不仅是为了意识形态统一，还有军事和经济保密的需要，但发展到后来，则变成对于涉及苏联的负面信息，如灾祸、经济问题、国际冲突、社会负面新闻的全方位屏蔽。最后，甚至连信息的文辞修饰风格也不能脱离“革命化”的羁绊，否则将无法通过严格的审查。
审查不仅针对新闻出版，还溯及既往。早在1920年代，列宁的妻子纳杰日达即亲自挂帅对全国境内的图书馆展开了“大清洗”，大量不被苏共认同的图书都被直接销毁，其中不乏沙俄时期遗留的珍贵孤本书籍。这让苏联有识之士寝食难安，在多方努力下，1926年建立了“特殊保存”部门来专门收藏这些不同意识形态的图书，由克格勃管理发放特殊借阅证。
审查同样深深地涉足科研领域，曾担任克格勃第五局领导、专职负责政治审查的萨罗金回忆道：“诸如原子物理学、心理学、控制论、生物学、遗传学都被审查部门所左右，至于社会学更是审查部门监控的重点。当时建立了‘国家机密假定推理’和‘机密和公众分离’两个科研班子来专门为审查工作提供科学方法和理论，但是由于这两个科研班子本身也在审查的框架下，所以最后他们取得的成果也非常有限……”
面对精神和思想的镣铐，以学者和作家为代表的大量知识分子用血泪和牢狱的代价，和审查制度进行了近74年的抗争，直到1991年真正彻底地获得了言论自由。此间他们的抗争，成为追求人格完整和尊严的见证。
苦楚的抗争
大文豪高尔基虽然拥护布尔什维克党，但是对审查制度也深恶痛绝。他经常用自己的声誉和影响力作为保护，呼吁和倡导言论自由的氛围。他在1917年开设杂志反对《真理报》（苏共党报），批判布尔什维克的“绝对权力”。
开创了新格局的高尔基并没有把握好“分寸”，过于率性的高尔基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振臂一呼上，忽视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潜移默化地启发和引领更多的人来打破审查制度。过激的言论彻底激怒了列宁，在列宁的亲自“关照”下，1918年这份杂志遭到停刊处理，随后高尔基出国“被疗养”。
在德国疗养期间，当他从德国报纸得知苏联当局疯狂地搞“文字狱”时，内心苦闷的他在1923年给诗人哈德谢维奇的信中写道：
“从报纸看到的消息让我的理智震惊不已，可以告诉你的是，在俄罗斯纳杰日达和斯佩兰斯基禁止读者阅读，而柏拉图、康德、叔本华、斯拉夫维耶夫（俄罗斯19世纪著名哲学家和诗人）、丹纳、约翰·拉斯金、尼采、托尔斯泰、列斯科夫、亚辛斯基这些巨匠的书籍都被列为禁书。甚至可以说，在图书馆宗教相关条目下必须摆放无神论、反宗教的书籍，所有这些都不是什么笑话！这些都是新闻，还没有证实。一旦确认了这些残暴的事实，我将写信给莫斯科，声明退出这个罪恶国家的国籍。”
1927年回到苏联的高尔基却食言了，没有认清时局的他最终不明不白地死在莫斯科内部权力斗争的漩涡中。
索尔仁尼琴这位俄罗斯的“良心”，苏联时期虽然靠自己的文学作品影响了更多的人去试图打破枷锁，但是不能学会妥协的他最终用自己的牺牲换来了微薄的抗争结果。他在1967年给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散发了对苏共书刊检查制度的“公开信”，在信中他畅快淋漓地写道：
“这完全不符合宪法，审查制度是非法的！审查本身也从来不公开，审查人的姓名也都被模糊掉，这些中世纪的余孽，根本就是文盲！要这些人在艺术的高度审视我们文学家的作品，根本就是他们凭一己之好的胡闹！现在都已经是20世纪了，用中世纪的方法根本不配筛选有价值的作品！”
信中除了抗议苏联的报刊审查制度外，还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审查制度。这封信的最终结果，也只是换得了很多作家内心的同情，在当局的淫威下最终大会通过了谴责他是苏联作家“叛徒”的决议。
严酷的审查制度，让很多苏联学者最终无法忍受而纷纷移民海外，尤其是那些人文学科的学者，大量苏联著名的作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纷纷前往国外，追求自由的艺术创作和学术空间。
更多的学者和作家选择了留下来，他们开始和审查人员斗智斗勇来逃避审查。他们使用暗语、转换文本形式（如磁带、照片）或者直接走私的方法来逃避审查，将稿件直接运到国外发表或者出版。各地风起云涌地出现了“地下图书馆”，他们将官方列为违禁的书籍借阅给可靠的固定读者。例如，1967年～1982年，苏联南方城市敖德萨（现属乌克兰）就曾经出现过一个大型地下图书馆，各种违禁书籍可以借阅给可靠固定的2000名读者。
凭借着猫鼠游戏的技巧，苏联境内的作家和学者获得了有限的言论自由。因此产生的大量文艺作品也推动了苏联的思想解放，为后来者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戈尔巴乔夫的改变
在戈尔巴乔夫坚持下，1986年苏联开始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延续了几十年的审查制度开始悄然松动。这一切始于这一年2月8日戈尔巴乔夫公开接受法国《人道报》的采访，在谈到苏联审查部门的职能时说道：“审查部门应该保护国家和军事机密，禁止进行战争和残酷的暴力宣传，保护人权的尊严。”其中意识形态的最主要功能没有被这位改革先锋提及。
随后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27届代表大会上讲道：“原则上说我们的问题在于扩大‘透明度’，这是个政治问题。政府没有‘透明度’就谈不上民主，人民大众的政治创造性就是参与国家的管理。”这番言论得到了苏联社会各界的响应，审查制度的铁幕开始褪去。
不久，早期被禁止谈论的一些话题可以公开进行讨论，甚至允许批评政府和其他机构。具体而言，在公共传媒中可以谈论党和政府官员的营私舞弊、国家经济困境、物资短缺以及其他社会负面现象，如毒品和卖淫。苏联年轻人所热衷的流行音乐和其他“流行文化”这些被认为是和国家对立的“非主流”也频繁被公开讨论。当年苏联《火花》杂志（目前在俄罗斯依然是一本颇受欢迎的主流新闻杂志）在4月份刊载了俄罗斯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的作品，古米廖夫是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诗人，在十月革命后不久被苏联政府以莫须有的反革命罪处决，妻子和孩子也遭受了牢狱之灾，他的作品随后也成为违禁品被冰封起来。《火花》的举动被认为是第一次突破“牢笼”的尝试。
考虑到苏联高层的意向以及主流民意，9月，苏联新闻审查部门正式向各地审查员下发指令，在出版审查时注意保护国家和军事机密，而在党政通讯机构则注意意识形态不被破坏。同年9月末，苏联审查部门召开全国会议，开始对违禁书籍重新分类，解禁书籍将走出列宁国家图书馆内的“特殊保存”部门的“牢笼”，重新和苏联公众见面。到此时为止，列宁国家图书馆已封存了2.7万册本国禁书、25万册外国禁书、57.2万册外国禁刊、8500份年报（外国报纸按年份装订）。苏联各地的“特殊保存”部门封存了占整个社会图书资源1.5%的违禁书刊报纸，全国拥有将近15万个“特殊保存”部门。1988年，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等作品陆续解禁。1990年6月所有“特殊保存”部门图书最终被全部解禁。1986年到1990年是苏联的“文艺复兴时代”，甚至被称为是苏联“文艺爆炸”的时期。
除了图书，外国电台也得到解禁。1924年，苏联开始了有规律的电台广播，同时也出现了电台审查机构。1927年苏联无线电广播公司接到命令，要求在电台广播前稿件必须经过审查。由于审查体制使得无线电广播公司运营效率低下，次年被勒令停业。1933年1月，苏联当局组建了国家背景的电台。为了有效抵制针对苏联的外国“自由宣传”，如美国之音、自由之声、德国之声、BBC等电台的对苏广播，苏联在同一电台波段释放大功率广播来压制这些电台信号，这一压制持续了60年。随着苏联改革步伐的启动，1986年9月25日起，苏联当局也放松了对美国之音和BBC的压制，同时加强了对自由之声和德国之音的干扰压制。1987年，最终放弃了对美国之音的压制，而到了1988年11月苏联放弃了对所有外国电台的干扰和压制。
随着苏联审查制度的逐渐减弱，苏联审查机构也逐渐被边缘化。1990年6月12日，苏联最高委员会通过了《出版和其他大众信息传播》法案，其中直接指出：大众信息传播将不再进行审查。审查部门的角色此时变得尴尬和可笑，原先所有信息必须经过审查，现在他们只能等待有人志愿请求他们审查。1991年4月13日，审查部门可有可无的职责被移交给了苏联信息出版部。
为了挽救日益失势的审查部门，1991年5月，前审查部门首脑巴尔德列夫向戈尔巴乔夫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写道：从对目前公共传媒的出版物分析来看，一些媒体的宣传旨在破坏我们的社会，削弱国家政权，煽动种族间冲突，诋毁苏联军队。还有一些宣传完全是在侮辱和诽谤国家最高当局，很多宣传都是赤裸裸的色情和暴力……必须采取措施消除这些消极的因素，通过立法来监控新闻媒体。
巴尔德列夫慷慨激昂的陈述，并没有打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决心，他只是在1991年6月25日责令苏联信息和出版部成立了公共信息安全部门来保护国家机密和军队机密。审查机构依旧被戈尔巴乔夫坚定地扔进了历史的垃圾桶里…… (本文来源：南风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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